揪出网暴幕后黑手到底有多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联系了一位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对于网暴，不只其所在平台，其他很多平台也一直在做大量研究，在预防和治理方面出台了相关措施，比如一键防暴功能、心理关怀团队、拦截信息处罚账号等。但他同时坦言，治理网络暴力，十分困难。

“首先判断是不是网络暴力就有难度，对话者的身份不同，语言中的暴力属性则完全不同，父母朋友之间可能会认为是开玩笑，但放在陌生人身上就是恶语相向。而且不同人对网络语言的感受不同，主观性很强，难以量化标准、统一辨别。”该工作人员说，关键是，如果出现恶评，应当在一开始就进行保护，还是具体出现到第几条开始保护，保护的方式是将对方禁言还是封号甚至通过司法程序处理，这些既没有也很难制定一个标准。

他还提出，规模性网暴发生的时间往往很短，网暴内容现在又变得特别隐晦，缩写、谐音、P图等层出不穷，机器很难完全识别，短时间内审核百万量级的涉网暴评论并非易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网暴场景发生在私信里，如果进行干涉还可能涉及侵犯用户隐私。

多名受访专家也指出，目前在进行网暴界定时存在一定难度。

曾持具体分析道：一是性质，即什么样的语言算侮辱。人们的言语习惯并不是非黑即白，能对人们造成伤害的，除了直接辱骂的攻击性话语，还有嘲笑、挖苦、讽刺等。灰色语言的存在让界定“暴力”成为一件带主观性的事情。这从许多人对郑灵华事件的不理解中就能看到——“遇到网暴一笑而过就好啦”“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除非引起重大的人身、社会和国家危害，否则侮辱罪和诽谤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二是主体，即由谁认定网暴。各平台都有各自独立的敏感词过滤库和人工审核机制，但有些平台基于其自身的审核成本，往往会忽视针对个体的人身攻击，甚至基于流量利益，利用、纵容网络暴力行为。

“不同于物理暴力，言语暴力的界定必须参照风俗、习惯、文化、常识、语境、关系等，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曾持说。

在李丹林看来，针对特定的媒介环境，不同的人个体特性不同，对媒介环境的暴力性感受也不同。有些人可能承受能力强一些，同样的环境，体验到的伤害会轻一些，主观感受到的暴力性会小一些，而对于未经世事的未成年人或是较为敏感人来说，其感受到的暴力性就会很强，遭受的伤害就会比较严重，甚至导致极端后果发生。

“因此，按照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去寻找某一个具体的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的客观要件的证据时，存在一定困难。”李丹林说。

网暴掺杂大量谣言辟谣需个性化推送

在网暴过程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大量谣言的传播。

记者发现，在谣言治理过程中，往往存在“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相比于流传甚广的谣言来说，虽然有官方辟谣平台和短视频辟谣平台第一时间进行辟谣，但往往辟谣内容的热度不高。

对此，曾持分析，在知晓一个谣言是谣言之前，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事实。而谣言往往比其他事实更猎奇，所以它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辟谣跑断腿”的根源可能在于，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想要获取的，原本就不是真相，而是故事、说法甚至流言本身。

李丹林认为，某种程度而言，谣言所携带的信息是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兴趣有密切关系的，因此看到的人愿意“吃瓜”、乐意传播。而对于辟谣信息，看到的人如果不具有一定责任感可能就不会转发。

“辟谣工作还是需要平台发挥主导作用。平台应该和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等建立制度性合作，在平台上设立专门的经常性辟谣平台，增加辟谣发布频率。”李丹林说。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记者，在辟谣领域有一个词叫作“到达率”，平时平台对用户看到的信息都是个性化推送的，对辟谣的信息同样也可以，把辟谣信息推送给每一个先前浏览过谣言或对谣言感兴趣的用户，突出辟谣信息的到达率，而不仅仅是把辟谣信息放在首页推荐就完事了。平台也应该加强内容审核，在用户帖子发布前，对其中提到的可能涉及杜撰、诋毁等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对明显的引战辱骂言论不予发布。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绝不能让谣言上热搜榜。”朱巍说。

完善法律明晰主体平台责任落到实处